作者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什么是最不坏的选择？说白了，就是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在经济学或博弈论那里，就是次优选择。为什么最优选择不存在？经济学的回答是，找最优选择太贵。也就是，成本太高，机会成本高，财务成本也很高，高到时间、人力和财力都耗不起。

次优选择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次优但仍然让人满意的结果。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表明，我们往往被迫做次优选择，以得到最佳结果，这时候的次优选择实际上是最优选择。博弈论还告诉我们，在不考虑对手策略的情况下，最优选择往往会导致最差的结果。

经济活动，就是投入产出的活动，也就是资源配置的活动。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有过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以不承认、不允许商品交换为前提，实行集中决策的资源配置。这种体制的失败，是以它不堪的实践告终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人们也发现了诸多矛盾、问题，甚至危机。当然，有些危机是人的错误决策和市场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的。

经济学理论上还概括了一个词，叫市场缺陷，指出市场在哪些情况下失去效率。但是，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市场经济是最不坏的选择”，在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那里，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了、实践了。

就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当口，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彰显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信心。

也曾在政治学的文章中看到“民主政治是最不坏的选择”的说法。当然，民主政治有不同的模式，比起市场经济讲不同的模式，可能更加复杂。

疫情暴发以来的一段时间，关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话题，一直如影随形，可以说的事太多，只能主观地挑两件说。我基本同意《环球时报》胡先生说的：

“美国对华态度改变的最大推动力是中美实力格局的不断变化，美方不接受中国成为与之并驾齐驱平等力量的可能性，这是最根本的。”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对着干，不合作了？我想，这即便是一些人的答案，也肯定不是胡先生的答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构想，也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一贯以来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更不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你可以说谁也不怕，但你能说谁也不合作吗？合作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最不坏的选择。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美共同抗“疫”的过程中，两国的专家、医院和民间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也表明，我们确实不要太在意美国那位口无遮拦的总统，以及他身边几个人关于中美关系说了什么。那是美国当下的政治。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数代老百姓和领导人缔造起来的，它经历过历史的考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合作是最不坏的选择”。这是处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身处中美关系第一线的崔天凯大使说，“我们要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具体要求。

疫情是黑天鹅，疫情后难免发生国家间债务违约。有人借题发挥，质疑以前做的国际合作，包括和非洲国家的合作。任何决策都要在某个时点做出，也都不可能没有风险。疫情后可能发生一些债务违约，那也不能说我们的国际合作战略错了。继续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和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是最不坏的选择，也是不二的选择。现在人们常说底线思维，“最不坏的选择”就是底线思维的方法论支持。

（来源：2020年9期《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