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来源：陆铭，2017,《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期，1499-1532页。（此文总结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和相关的文献，涉及到有关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和一些争议，虽然全为文字，却为啼血之作。）

摘要：本文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总结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评论。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仍然受到政策限制；区域发展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导致市场分割和地区间分工下降；国家发展方面，偏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误配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损。

关键词：规模经济，市场分割，空间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能够以少数都市圈为带动，而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一个国家（或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红利。[①]

现实中，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大国发展可能享受到的“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截止到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在多个维度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低效的结果。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中国，由于存在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于国家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地区之间“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只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政策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本文将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比通常的“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比通常的“空间经济学”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因素所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空间无效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所涉及的文献是极其庞杂的。本文的意图主要针对中文读者，因此，在做文献总结的时候，相对侧重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对应于上述三个问题。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全文请到http://www.profluming.com/下载)

四、  结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人力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则是经济增长的体现。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在哪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在哪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更有效的。本文通过文献和研究的总结，试图说明因为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从而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和经济向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使得大城市和都市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始终在上升，即使经过了高校扩招，仍然没有终止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甚至是在2003年以后，虽然总体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有所恶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和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中，人力资本的回报仍然在提升。以城市、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为带动力，经济和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产生了极大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相反，却片面地把人口规模作为产生城市病的原因，忽视了规划、技术和管理这些因素在造成（或改善）城市病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方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均可以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在向少数地区集中的同时，如果伴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平衡。同样遗憾的是，这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结果是，人们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归结为是经济集聚导致的，其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的集聚。

由于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上就导致了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扩张，同时在资金、建设用地和开发区政策等方面倾向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此外，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的晋升和考核制度激励他们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这就进一步促使欠发达地方政府要求中央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出现均匀化的倾向。

我再次强调，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本身是必须的，关键问题在于转移支付的数量和结构是不是最优的。目前的资源大量用于建设了不符合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工业，建设用地指标被用来大量建设了缺乏投资的工业园和供给过剩的新城，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土地融资等行为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负债。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越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

从国家发展来说，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无效率。人口流入地的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地价、房价和工资上升，而在人口流出地却出现工业园和新城的大量过剩。这种资源的空间错配在宏观上则直接导致了2003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恶化，影响了之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地区之间持续存在着较大的人均GDP差距，这使得中国陷入了统一货币区的难题。欠发达地区本来就劳动生产率偏低，在人口未能充分流出的情况下，必须为本地居民筹措资金，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并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他们却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结果就是，欠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或者债务融资的依赖性持续增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道理来说，在这样的国家，即使人口的出生率已经开始下降，通过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城市化，仍可以在一定阶段持续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然而遗憾的是，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大国优势。相反，在市场分割、债务增长这些方面却显现出与欧元区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我提出中国经济有欧元区化的危险的原因所在。

如果中国经济仍然想发挥自己所具有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的话，那么就需要科学地认识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打破既有体制下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国家发展的制约。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加强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才是兼顾平衡与效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Urban,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s

MING L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viewpoint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searches on urban,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views related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Although cites help facilitat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mote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this effectiveness is still restricted by policies. The free flow of population makes benefit to balanced growth with economic agglomeration, but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results in market segregation and decline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Likewise, investment policies ignoring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caus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massive local government debt, harming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Economies of Scale, Market Segregation,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s

JEL Classification: O18, O38, P16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地址：上海市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邮编200438; 电话：021-52301219；Email: luming1973@sjtu.edu.cn。本文专为此次“空间政治经济学”专辑所做，目的是为了全面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的进展，更好地将此专辑中论文的前沿性凸显出来，同时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些经济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评论。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13JJD790004）的资助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的支持。感谢陈斌开、陈钊、范子英、李鹏飞、梁文泉、潘士远、孙斌栋、向宽虎、邢春冰、徐现祥、钟辉勇、朱希伟、朱志豪的修改意见和（或）合作研究。

^*  Corresponding Author: Ming Lu, 1954 Huashan Road,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Tel: 86-(0)21-52301219; E-mail: luming1973@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