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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宏观政策方面，“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以来，如何发行特别国债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讨论。

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已经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入国债和其他资产，在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时候，进一步变成了无上限宽松。比如，英国政府宣布，将财政部在央行的透支账户规模暂时扩大到不受限制的数额。

那么，当前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适合在我国推广？应该如何发行，提高货币投放的使用效率？搜狐智库对话了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

搜狐智库：您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在我国是否有可行性？

潘英丽：可以推。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我们以前倾向于把财政资金更多地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产能扩张以后如果没有人去消费，产能就会变成过剩，无法继续经营，没有现金流，出现银行坏账等，就会陷入一种困境。

需求萎缩有几种原因：一是贫富阶级的分化，低收入家庭没有购买力，造成整个社会最终需求不多，上游的产业没有发展的动力。二是，由于新冠冲击，人口密集型的服务业基本上都停滞了，同时带来很多失业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政策不对头，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比如大量企业倒闭了，更多的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消费会进一步萎缩，企业陷入更大困难，进入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投放需要分清楚，过剩产能不可能再有发展机会。关键问题是政府要安置失业人口，人解决再就业问题。另外一种是有需求的产业，老百姓可能因为现在收入下降暂时没需求，这种情况下的产能应该要保护。

因此，要通过两个途径突破：第一是刺激消费，让老百姓的潜在消费能够得到释放。第二就是让有市场的企业能够活下去。

这两个渠道都要政府投钱。掏钱有两种方式，一是补贴，比如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政府能不能提供廉租房，补贴日用消费品。使这些低收入家庭能够有正常的生活。

另一方面是政府掏钱进行培训，比如现在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原来为国际市场生产的这些产品，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开放内部的市场，内需就变得更重要。对失业下岗的人员来讲，要经过培训，才能够让他们到新的行业中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拘泥于原来的法律。赤字不能货币化，那是全球通胀的年代。而现在是产能过剩的年代，通缩是更大的风险，通缩还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

我认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可以推的，我们注意力的重心要放在特种债券投资以后，它投到哪里去，是不是有社会效益，这个更需要关注。

搜狐智库：如何使投放的钱使用得更有效率？

潘英丽：在产能过剩情况下，消化产能，就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同时要解决扶贫的问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钱还是要用到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有效供给，二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消费提高，对贫富差距、对经济的低迷都会有一个好的作用。

搜狐智库：是否有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

潘英丽：这个要看钱投到哪里，比如在一些领域，产品卖不出去，海外也消不出去，让老百姓自己来消费，这个时候因为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也是没有办法涨价的，它不会带来产品涨价。

反过来，这钱如果投到了一些生产资源有瓶颈的地方，那它会引起生产要素的涨价，那投放的财政资源没有用出效率，产出没有增加，也会带来通胀。

因此，资金投下去要有效率，能够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生产更多的产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打破之前的恶性循环。如果让整个货币投进去的效率有所提升，把更多的老百姓需要的产品生产出来，那就不会引起通胀。因此，财政资源使用的效率，是最核心的。

搜狐智库：如果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大概多少规模合适？

潘英丽：基本上要考虑相当于GDP的10%的量，这实际上是政府提振经济的一块投入。10%左右差不多人民币十万亿，应该是差不多需要的。

搜狐智库：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

潘英丽：在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情况下，必须启动财政，财政才是更直接有效的，政府可以把握投资，钱用到哪个地方是可控的。传统的货币投放通过银行信贷去拉动投资的模式，在抑制状况变坏的情况下，这个渠道基本上是无效的。

信贷不可控有三个因素，一是银行到底愿不愿意放款，二是企业愿不愿意贷款。三是，就算企业愿意贷款，也没办法知道钱去哪。所以这有很多环节不可控。特别是老百姓看不到投资机会，很多行业产能都过剩了。还有一些高科技短期内也发展不起来。

相比而言，财政资源成本是最低的，发债的利率可以低一到两个百分点。政府国债这种形式是最低的资金成本。另外，财政的钱往哪里投，也是最可控的，而且可以把握它的投向，不会带来更大的扭曲。

我觉得财政赤字货币化关键是特种债券的用途要把握好，一定要有好的社会效益。在贫富两极分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消化过剩产能、包括再就业等等方面发挥促进作用，使得经济的转型能够更平稳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