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这一轮城市竞争新格局中，谁能在服务消费上占得先机，谁就可能在下一轮洗牌中赢得主动权。

围绕服务消费如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新引擎这一话题，我们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陆铭进行了专访。

陆铭指出，中国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消费比重在“十五五”及更久远的未来一定会上升。

Part.01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生逻辑

南方日报、南方＋：你提到，服务消费的发展有助于消化制造业产能。对于城市而言，如何理解制造业与服务业共生与平衡？

陆铭：理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看，而要从产业链上下游和产业间相互赋能的角度来理解。

在整个制造业的上游和下游，其实分布着大量服务业。上游的研发、设计，包括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制造业升级的服务业。到了后端，产品制造出来之后，品牌营销、国内国际销售延伸出来的金融服务、贸易服务、航运服务，也都是服务业在为制造业赋能。制造业越强大，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可能越高。

生活服务业同样在拉动制造业。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吃饭。如果在家做饭，消费的是农产品和锅碗瓢盆这些制造品。但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外面吃饭，餐饮服务消费增加了——而提供餐饮服务的商家，需要采购更多的锅、桌子、椅子，制造品就成了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品。影视、体育、文化、旅游，哪一个服务行业增加消费时不需要带动制造品消费？服务消费增长，恰恰是在消化制造业产能。

还有一个更宏观的道理：制造业需要研发、设计，这些工作靠谁来做？靠高技能人才。而高技能人才需要生活服务业的配套——如果一个城市不重视生活服务业，就很难吸引和留住高技能人才，反过来又会制约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传统思维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开看，甚至认为生活服务业“低端”，这恰恰缺乏系统性的产业思维。

制造业越强，其比重反而越低。这并非空心化，而是分工深化的必然——制造部门的研发、设计、金融等服务逐步剥离成为独立的产业和企业，是分工不断细化的表现。

在空间布局上，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集中在一个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负责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服务，占地较多、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大的制造业，则分布在距离核心城市不远的周边中小城市。这就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分工。所以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成就谁，是相互赋能的关系。

Part.02    大城市真正的性价比，在于服务多样性

南方日报、南方＋：你提出大城市在服务消费发展中越来越具优势，如何理解服务消费能让大城市的生活性价比越来越高？

陆铭：很多人认为大城市生活性价比不高，是因为只看到了成本高，就把成本高等同于性价比不高了。总体上看，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人口是净流入的。既然要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那一定是因为在大城市获得的好处超过了成本。

那么，大城市真正的优势是什么？ 服务消费需要面对面的接触，这是它区别于制造业的本质特征。制造业的消费和生产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但服务消费不行。

因此，服务消费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特定场景——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高、人口流量大的地方。在大城市，规模经济会使得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多样性特点得到充分发挥，是小城市和农村不能比拟的。而这，正是大城市在服务消费时代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问题在于，什么是我们忽略的性价比里面那个“性”字？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收入水平提高时，人们会产生更多服务消费，而服务消费离不开三个词：数量、品质、多样性。大城市人多，商家就多——以餐饮为例，餐馆越多，竞争越激烈，品质就越高。多样性同样重要。大城市人口多元，可以吃到天南海北乃至世界各地的菜。人的天性不喜欢生活在单调的城市里——今天看演唱会，明天看画展，囊中羞涩也可以逛逛不同的街区。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多样性：交朋友。有小众爱好的人，在大城市更容易找到臭味相投的伙伴。这不只是生活，还包括一起创业。

城市之间相互竞争时，差异化竞争还会进一步催生服务的多样性。不同的城市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消费气质和场景——有的主打文艺，有的主打市井，有的主打潮流——这种差异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来源，也让不同城市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偏好。

所以，所谓性价比的“性”，指的是大城市消费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还有广泛人群接触带来的交友、创业等好处。大城市不是生活成本低，而是更具生活的性价比。

Part.03    城市更新与密度逻辑

南方日报、南方＋：你希望中国城市重视人口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对于广州城市更新，你有哪些建议？

陆铭： 服务消费具有“不可贸易”的属性。制造业的消费和供给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但服务消费——到餐馆吃饭、看演唱会、理发——往往需要供求双方在同一个时空里见面。因此，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依赖人口规模、密度和流量。而在大城市内部，服务业更容易集中在市中心、轨道交通便利的节点、烟火气重的小街区。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变量——街道密度。街道密度越高的城市，服务的多样性越强。 因为高密度的街道意味着更多的人流、更紧凑的商业布局、更低的步行成本，商家愿意聚集，消费者愿意逛，服务的种类和品质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但很多中国城市在过去的城市建设中遗留下来的“低密度、宽马路”模式，将对接下来中国城市发展和服务消费线下空间活力的增强产生不利影响。宽阔的马路看似气派，却割裂了街区的连续性，让人不愿意步行，商家难以聚集，街道的烟火气也就散了。

广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老城的历史风貌、人流量和密度表现都很好。但有几点值得改进：

第一，广州的文化产业还有很大潜力待释放。横向比较，广州在演艺、会展、体育等方面与顶尖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岭南文化、粤语文化，包括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溢出效应，广州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去利用这些资源。

第二，新城建设要强化街区活力。广州有些新城的消费空间更多集中在商场内部，出了商场之后，街道活力有待提高。应更多建设宜于行走的街区，创造人口流量。有的发达国家开始把街道变窄，更适于步行和商家服务，效果非常好。中国下一阶段城市更新值得思考这一点。还要增加密度——打开围墙，哪怕不能完全打开，也可以从砖石围墙变成透绿的围栏，增强社区的互动空间。增加开放街道，让人流和密度做起来，避免低密度、宽马路的新城沦为“睡城”。

第三，城市更新的方式。广州有好的案例，把老旧街区、城中村在保护建筑和文化遗存的基础上打造成了时尚街区。但有些地方还没摆脱传统的“拆建”思维，要考虑城中村里的产业及其生产模式，不能因为城市更新破坏整个产业链。

第四，线下的空间设计要更新换代。除了传统烟火气，还要适应年轻人对开放街区、公共交流空间的需求——咖啡馆、茶馆、微型演艺空间、街头文化。要让走在广州老城区街道上的人感觉到“老树发新芽”，感觉到广州特色，而不是走在哪座城市都一样。

Part.04    “八爪鱼式”都市圈：在更大的尺度上做密度

南方日报、南方＋：你提出服务消费需要“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安排”，城市群、都市圈正在成为城市竞争的主流。紧凑的城市空间如何与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效应外溢相结合？

陆铭： 紧凑有几层理解。第一层是人口密度和流量本身。第二层是密度的梯度——从中心城区向外围，人口密度逐渐下降。随着服务业发展，市中心的重要性在上升。我的团队收集了全球约1000个城市的数据，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中心城区与外围的人口密度差异在扩大。人们正在重新返回市中心。

第三层，紧凑也可以泛化为中心城市到郊区，再到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连接性。如果轨道交通连接得更好，大湾区城市内部、行政区范围之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会越来越强。广州和深圳之间、深中通道通车后珠江口两岸、深圳和香港之间——流量都在增加。这是大尺度的紧凑发展。这种空间格局，可以形象地称为“八爪鱼式”都市圈——中心城区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服务消费，外围提供休闲、运动、旅游等适宜低密度的服务业，通过轨道交通紧密连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对这些趋势，应该更加重视起来。

Part.05    广州不缺消费力，缺的是把“大”变成“强”

南方日报、南方＋：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优势是物流成本低、货品流通快。但转向服务消费主导的“体验之城”后，竞争维度变了——服务消费的定价权不在于运输成本，而在于场景的稀缺性、社交的附加值和情绪的溢价。你认为广州在服务消费方面，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

陆铭： 我很喜欢广州。松弛感、市井气、多样性、高流量——这些都是广州的优势。

如果展望未来，广州要在服务消费上更进一步，我认为缺的不是消费能力。一个城市成为消费中心，消费能力不仅取决于本地居民，还取决于能否吸引外地甚至国外的消费力。而且，打造消费中心城市，不能简单理解为“卖货”，核心应该是“卖服务”。演唱会、音乐节、展会、体育赛事等活动，都依赖大城市巨大的人口规模、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的多样性可以起到更多的消费拉动作用。

消费文化方面，广州的市井气好处是亲民、下沉，这一点上海都值得学习；但相比上海、东京、伦敦、巴黎，广州在消费品质上还有提升空间。

城市空间方面，广州在公共空间的提供上有些欠缺。对比上海和东京，它们在寸土寸金的地方越来越重视提供公共空间——与商业融合的咖啡馆、博物馆、展览馆、街区的文化中心、民营的小型展示空间，都做得很好。还有街边的口袋公园、窄马路边留出的聊天空间、快闪集市。这些方面广州可以借鉴上海的做法。

南方日报、南方＋：所以广州需要在保持烟火气的同时提升品质感？

陆铭： 对。城市之间相互学习——上海要向广州学烟火气，广州可以向上海学城市品质、设计和公共空间。对于整个服务消费的发展，我总结一个核心逻辑：促进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就业、提升劳动收入占比，让人“有钱花”；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多元消费场景，让人“有地方花钱”。同时，还需要有时间消费——“十五五”期间可以考虑优化假期、严格控制劳动工时。还要减少限制性措施，让消费空间得到有效释放。城市管理中对服务消费的各种管控、限制、审批等政策措施，急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