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2026年10月15日 

记者：王璐

　　科技创新能否顺畅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核心在于是否拥有健康的创新生态。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单点突破，而是人才、资本、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多方交织的复杂系统。如何打通创新链产业链，避免成果卡在 “死亡之谷”？各地是否可以复制成功地区的创新模式？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原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共同探讨创新生态与产业体系协同演化的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产业体系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与共生关系？

　　陈宪： 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是一个系统。如果说创新生态更多地激发原始创新，生成 0—1 的初创企业，那么，产业生态主要在促进产业创新，推动 1—10、10—100 的科技产品（服务）商品化、规模化量产。我认为，可以用创新生态来整合二者，也就是说，广义创新意义上的创新生态是包含产业生态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当然，在讲到一个具体行业，如新能源车、芯片等，还是会专门用到产业或行业生态的概念。

　　创新生态是一个内涵丰富、一般化程度很高的概念，它对企业自主创新、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型企业形成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形成和完善这样的核心概念，由此构建理论框架，建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创新生态不仅是培育和壮大科技型企业，建设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充要条件，而且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座。研究证明，创新生态具有自我强化和持续迭代，将创新和产业活动体系化的自组织功能，进而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因果链和共生链。深圳经验表明，科技型企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深圳繁荣的坚实基础，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相对完善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企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创新生态还有着共生关系，尤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共生关系起决定性作用。和因果关系一样，共生关系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两个主体彼此依赖，共同维持系统存续和发展，离开一方另一方会受损或解体，就是主体间存在共生关系。例如，创新生态中的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又如，民营企业壮大要求政府优化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二者互相推动。

　　《金融时报》记者：怎样理解 “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 的创新雨林，并使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宪： 在研究创新生态的文献中，《硅谷生态圈 —— 创新的雨林法则》（以下简称《硅谷生态圈》）是一本代表性的力作。两位作者是深耕创业投资行业多年的投资家。根据对硅谷实践的长期观察，他们提出了创业创新的雨林模型、雨林法则、雨林文化和雨林工具。什么是雨林？雨林是人类的生态系统。在生物学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由一个群落的生物体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作用所构成的。《硅谷生态圈》所说的雨林，就是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生态圈。在这里，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新想法和新物种，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型企业。

　　两位作者从方法、机制和文化三个视角，阐释雨林模式的创新生态系统。首先，通过对人性本质、进化生物学、经济合作和社会系统的观察，提供一个更加富有成效的新方法来思考创新和创新生态。其次，雨林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把诸多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且不可预料的 “物种”，即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等。再次，增强创新生态实力的关键因素是，天赋的多样性、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超理性动机、促进快速合作的社会准则和个人体验。这是雨林文化及其独到作用。

　　在创新生态中，“物种” 即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配套企业等，它们在各自的生态位形成多元共生关系。“生态链” 中的创新链、产业链、产品链（配套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是一个网链结构，互相耦合、协同作用。各相关主体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中介组织等提供 “养料”—— 人才、资本和服务等，使创新生态健康成长。在这种共生稳态之下，很难简单界定谁是 “第一原因”。若某一类主体或要素发育不足或实力不强，整个创新和产业链条都会受到冲击：缺少产业场景，实验室成果难以落地；缺少源头科研，企业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缺少资本接续，大量早期项目会中途夭折。物种、网链和养料保持自身平衡和相互间动态平衡，互为存续条件，整合为创新生态系统。

　　《金融时报》记者：生产性服务业在创新生态和产业体系建设中，承担怎样的角色？

　　陈宪： 生产性服务是各行各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产业溢出效应，这是其基本要义。生产性服务业既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嵌套在创新生态各要素和环节中。因此，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尤其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中，服务业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把握这一深刻变化，认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大趋势，采取有效措施促进 “两业” 深度融合，是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关键所在。

　　“两业” 融合既是社会分工深化的当代体现，也是 “创造性破坏” 增长机制在产业层面的集中表现。现实也表明，制造业的先进性根植于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的投入，以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以其强功能性、高附加值及生态枢纽作用，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部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的自发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多重力量协同驱动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成功实现，紧密依赖于技术赋能、生态构建与政策引导这三重驱动力量的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在这三者构成的框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驱动作用的重要载体，也是驱动效果的集中体现，处于枢纽位置。这充分体现了它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相较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 “两业” 深度融合的要求，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体现在产业规模及占经济规模的比重上，更深刻地体现在结构层次、创新能力、国际化水平和对制造业的支撑力度上。因此，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采取系统性的思路与对策，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对于激活其关键变量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在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跨越 “死亡之谷” 方面，还存在哪些现实堵点？

　　陈宪： “死亡之谷” 是指从实验室原型到产业化产品的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工艺定型、可靠性验证等环节，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长，属于市场失灵最显著的区间。目前的堵点不是单一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供需错配、平台短板、资金断层、评价激励、产权与中介、产业链配套叠加形成的系统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供需错配：科研与产业需求脱节。科研评价偏重论文、专利等学术指标，选题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大量实验室成果指标优异但产业化可行性不足。企业一线技术痛点难以高效转化为科研任务，产学研多为短期项目合作，缺乏长期利益绑定，存在 “科研有成果无市场、产业有需求无技术” 的双向信息壁垒。

　　二是平台短板：中试熟化核心载体缺失。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平台总量不足、布局不均、共享性差，多数平台仅支持小试研发，缺乏工程化迭代、批次稳定性、系统集成、合规检测等产业化必备能力。中小创新主体无力自建中试产线，新技术难以完成工况验证和工艺定型，是成果转化中核心的物理断点。

　　三是资本断层：中试阶段风险资本缺位。资本市场存在明显阶段错配，社会资本偏好成熟期项目，对投入大、周期长、失败率高的中试熟化环节 “不愿投、不敢投”。银行信贷重抵押、轻技术，无法覆盖早期无营收的科技项目；政府资金侧重前端基础研究，中试环节风险分担、容错补偿机制不完善，资金断档问题突出。

　　四是机制约束：评价激励与人才支撑不足。科研评价体系学术导向惯性显著，工程化、产业化成果认可度低，科研人员转化动力不足。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国资评估、作价入股、追责容错等流程壁垒，审批周期长、风险顾虑多，收益激励落地效果有限。复合型工程化人才、专业技术经理人才缺口较大。

　　五是服务滞后：技术要素市场发育不足。高价值产业化专利占比低，专利布局、维权保障能力薄弱。技术价值评估、交易流转、知识产权运营、标准化认证等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覆盖成果熟化到落地量产的全链条专业化服务。

　　六是场景壁垒：市场验证与产业链协同不足。产业链配套碎片化，上下游技术、零部件、工艺协同迭代难度大，单点技术突破难以实现系统产业化。创新产品存在 “首台套、首批次” 市场验证悖论，应用场景开放不足，行业标准、准入认证更新滞后，新技术落地迭代的市场通道受阻。

　　七是政策割裂：跨领域协同落地不畅。科技、工信、国资、财税等部门政策衔接不足，地方创新平台同质化建设、要素跨区域流动受限。成果转化容错、创新产品采购、国资考核激励等利好政策存在落地 “玻璃门”，难以有效对冲中试产业化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与市场在培育创新生态过程中，应当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宪： 我试图用三螺旋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三螺旋模型是解析创新生态系统生成的经典理论，是研究创新生态中主体作用及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也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创新政策制定和实践的分析工具。它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经济中创新及创新生态是如何形成的。大学、产业、政府是三螺旋模型的三方主体。创业投资（包括天使、风险和产业投资）行业及资本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生态中相对独立、特别重要的相关方。

　　三螺旋模型建立在对供给推动或需求拉动线性创新模型，以及对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模型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些模型将政府、产业、大学视为界限分明、功能固定的实体。三螺旋模型坚持事物普遍联系，并在普遍联系中生成新事物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某个单一主体，如国家或市场的绝对主导，而是源于三个领域 —— 大学、产业、政府之间持续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角色融合。这种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的螺旋上升过程。各方在保持自身核心身份的同时，通过互动生成新的混合组织，如科技园、创投公司、技术转移办公室、协同研究中心等，共同推动知识、制度和空间结构的演化。

　　在三螺旋模型中，产业与企业都要受到来自政府的影响，主要是政策引导与规制。政府的产业政策，如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标准，直接影响产业布局与企业行为。例如，我国 “十四五” 规划纲要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推动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塑造制度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法规、市场准入制度等，决定了企业创新的回报预期和合作模式。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区域（城市），构建适配本地的创新生态有哪些差异化的路径？

　　陈宪： 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经常有人问的问题：深圳的创新生态可以复制吗？问题本身就有了答案：不同城市需要通过差异化路径，营建适配本地的创新生态。这就告诉我们，包括深圳在内的相关城市的创新生态都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其形成的初始条件不可能重现或再造，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大量涌入的移民，对深圳创新生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他城市在当下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大规模引入移民的。那么，构建适配各城市的创新生态有哪些差异化路径呢？

　　差异化路径首先取决于城市自身的禀赋和定位。科创策源型城市侧重基础研究与前沿突破，做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外疏解制造环节。产业创新型城市依托完备产业链，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通过新型研发机构补齐基础科研短板；区域创新枢纽城市聚焦特色优势赛道，强化高校成果转化与人才本地留存，打造面向都市圈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制造业集群城市重点建设行业公共技术平台，服务中小企业工艺迭代，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资源型城市优先推进传统产业绿色数字化改造，借助科创飞地柔性引入创新资源；文旅生态城市依托特色场景发展数字创意、生态价值转化等轻量化创新；县域小城市不追求完整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通过嵌入中心城市创新网络，深耕细分产业化环节。总体而言，创新生态建设重在打通要素联动机制，聚焦有限赛道，依托场景创新深化跨区域协同。同时，必须看到城市类型在发展过程中是升级迭代的。例如，深圳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创新型城市，目前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也正在形成强大的科创策源功能。

　　最后，我根据长期观察、调研的体会，提出可验证创新生态有效性的四个判据，供营建创新生态的相关主体参考。一是流动。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生态，不是企业越来越多，而是人才、资本、技术和企业能够不断流动、重组和再生。二是平衡。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生态，其物种、网链和养料自身及互相之间是平衡的。明显的短板将导致其溃散，甚至溃败。三是无界。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生态，可以被建模为耗散系统，成熟的创新生态符合耗散结构特征。知识、技术可以无限叠加、连接和组合，创新可能性空间无界。四是密度。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生态，其人才、技术、资本均有较高的密度。惟有较高的密度，才能保证其高效、持续地产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