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问政 (19)——“货币、金融与供给侧改革”论坛于 2016年11月11日晚间在我院A301报告大厅举行。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我院潘英丽教授主持。会议获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澎湃新闻、社会科学报、新浪财经等媒体的支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教授首先报告，他的主题是“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作为背景，余老师首先回顾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各主要国家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美联储非常重视公开市场操作，而欧央行主要做主再融资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另外一个特点是它有“利率走廊”，最高的红线不能超过，最低的蓝线不能低于。日本的情况跟美国比较一致。其次，余教授重点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执行“数量宽松（QE）”政策的情况。美联储的QE主要是购买国债和私人资产这两类资产，包括购买长期资产以降低长期的利息率。量宽可分为几个阶段，其中QE1主要是稳定金融市场，买卖的债券是政府支持企业的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的是注入流动性。美国为什么在金融危机期间要推行数量宽松的政策？余教授强调，基本就三条：一个是抬高资本价格，第二是制造通货膨胀，第三是诱导美元贬值。为什么美国现在谈论升息，而欧洲和日本没有？他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美联储判断美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这跟咱们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中国一直认为实际的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增长速度，就是我们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接着，余老师也介绍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央行的数量宽松和负利率政策以及日本的QQE和负利率政策，他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执行“数量宽松”政策时的特点和异同。最后，余教授探讨了美欧日这些国家执行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启发。他认为，执行这些政策的目的开始是稳定金融，危机过后主要是恢复经济增长，特别是当判断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时要进行这种政策；这里还存在着长期整合和短期调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跟咱们中国有关。余教授还强调，另一个启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也需要认真探讨，“给你钱为何不到实体经济当中去”，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好好研究。

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佛山供给侧改革的故事”。肖教授首先介绍了佛山经济的一些基本情况。佛山，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佛山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超过了北京。而且它既不是特区，又不是省会城市。关于佛山的经济增长，佛山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佛山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跨越了。佛山达到了这么好的成绩，但它用的贷款实际上非常少。佛山的贷款占GDP的比例在中国16个已达到高收入水平城市当中是最低的，为84.9%。全国平均是121%，上海是184%，北京是221%。为什么全国平均是121%，超过佛山。什么原因呢？中小企业贷款难。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就是佛山的房价，在2011年的时候，佛山9年的人均GDP在佛山可以买一套100平米的住宅。当时在上海要用16年，北京是17年，深圳也是17年。演讲中，肖教授还强调，天天担心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佛山那里没有，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了？地方政府没有产业政策，但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张维迎现在很热门，他们在争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肖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的提法是“有效市场、有为社会、问责政府”。他指出，中国在改革三十年当中，把西方三个最重要的秘密学到了。第一个是竞争，另外一个秘密是问责。第三个秘密是建公共基础设施。最后，他指出，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路，实际上包含一个非常科学的道理，叫做试错。试错有时会面临失败，尽管有很多很多种办法解决失败的问题，但是，他强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在中国目前没有建立，这是供给侧改革最难的地方。一个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应对失败的最好制度。另外一个就是破产制度，这是我们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最后报告，她的主题为“关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再思考”。潘教授从分工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说起。理解储蓄，她认为，最好的参照是我们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家的余粮这个概念。你的产出扣除消费和明年的种子之后剩余的部分，就等于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储蓄。在原始的状态下没有货币，没有金融。余粮怎么来处理？很简单，农户家里当家的说余粮是拿来养鸡还是养猪。这个决定就是一个近中期的投资，用来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也可以做更长期一点的投资，就是用余粮生育更多的子女。生孩子就是要加强这个家庭长期的生产能力，包括赡养老人的能力。这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社会跟传统农业社会根本的区别就是分工。潘老师指出，除了产业的分工以外，我们会发现金融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了。原来是银行，后来有股票市场了，然后有券商，有基金管理公司，还有财富管理。通过财富管理，我们可以买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这样通过银行或者通过金融机构，通过私募或者是风投，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工，资金被导入到各个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金融自身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潘教授强调，金融中介服务的本质是通过专业服务来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这样一些交易成本，来实现家庭储蓄向有效产业投资的转换。但是现在，金融中介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很大的问题。潘教授还强调，金融机构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新财富从哪里来呢？它是在社会的资源总量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把原来处于低效率甚至是闲置状态下的资源转到高效率的部门，转到高效率的企业家那里去使用了。这样，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增加了一块新的东西。这就是新财富的创造。潘教授认为，有三个集团可以分配利息。一个是家庭，因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投资主体，它应该获得投资回报。第二，金融系统很重要，它们确实应该获得新财富的重要部分。最后，新财富是在高效率的产业和企业当中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实体经济肯定是要在新财富当中占一定的比重。那么现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中介的问题是什么？潘教授强调，很可能是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的操纵，或者在中国，金融通过行政的垄断，没有带来资源配置的优化，甚至是带来了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机构还能获取暴利。潘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应该淡化，包括对金融的行政管制要快速地退出。中国未来的GDP或者是经济总量会达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到时候社会的需求会从几种大类的需求转变到多样化、个性化、人性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什么恐怕政府是搞不定了，这时候产业政策就应当退出。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委员会有个政策是企业能否上市，与发改委制定的七个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挂钩。这个政策很反动，你把风投、创投这些行业整个给毁了，风投们不需要自己动脑子了，只要听你发改委的指挥就好了。金融为产业政策服务的话，会带来很多问题。潘英丽认为，2006年本应推出全面的金融改革举措，但这些直到现在都仍没有做。当时银行赚钱了，国有企业赚钱了，股市从低位开始复苏，这时候金融业应该对外资和本土的民营资本开放，银行应该允许外资进入，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股票市场应该推出注册制，当然前面一个好的破产制度和一个集体诉讼制度应同时推出来。2006年还有一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就是银行业务必须对外资开放。未进行这些金融改革举措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银行有高利差，在抵押品要求下结果是，银行信贷大规模投入制造业、房地产业、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三个领域全部都过剩了。我们的股票市场，原来有财政转移支付功能。2010年以后，更多民营企业上来了，功能变成财富转移。所以这个市场始终没有做起来。至于资本为何外逃？潘教授指出，根据专家的研究，到2020年，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会达到200%。假如说现在贷款的利率是4.5%，到2020年你必须把相当于GDP 9%的成果充当利息付给银行，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增长只有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年付给银行的利息相当于全部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还不够。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一定会有很多银行会亏损，以前赚的钱必须吐出来。这一个是银行的问题。第二个是法治环境。今天为什么大量资本流出？主要是我们目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不到位。法治假如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外国资本来无非也是“割一下韭菜，割一下羊毛”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