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问政(22)——“新区,湾区:解析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论坛在我院举办发布者:中国发展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7-05-27安泰•问政 (22)——“新区,湾区:解析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论坛于 2017年05月26日下午14:00在我院A301报告厅举行。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我院陈宪教授主持。学院部分师生及校友参会聆听了嘉宾的演讲。会议获得了中国新闻社、新华社、文汇报等媒体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研究员首先报告。冯奎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雄安新区:新城新区发展的新阶段”。冯奎研究员首先探讨了雄安新区为什么要实现发展模式创新?通过比较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他认为,雄安新区与它们在发展的主线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现在的雄安新区,无法也没有必要再去沿袭过去的老路。当年有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现在需要积累并创造出雄安模式,实现历史跨越。冯奎研究员强调,中国新城新区的作用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二是城镇化载体;三是城市功能平台;四是“城市病”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新的雄安新区应该起到“标杆带动”作用,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其中的新理念、新模式就能给其他新区以启示与借鉴。其次,它关系到首都的发展。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创新,是北京首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城市改革方面,冯奎研究员强调,与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不同之处是,建立雄安新区之时,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城市的改革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主要引擎力量。在雄安新区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这对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更好地建设城市型社会意义深远。接着,冯奎研究员探讨了雄安新区发展模式创新的条件与基础。他认为,从新区创新阶段看,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环境,都有利于带动雄安新区较快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从新区创新规律的认识看,雄安新区是特殊的国家级新区,它既要遵循国家级新区一般发展规律,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这条路径已十分清晰;从新区创新的资源条件看,雄安新区最大的条件就是背靠京津冀,特别是它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这为它的初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条件保障;从新区创新的体制机制条件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政府协调组织资源强大。从创新可以借鉴的国内外模式看,国内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操作办法、思想理念可以借鉴与应用;国外绿色、低碳、智慧的理念,雄安新区建设也可借鉴。冯奎研究员还介绍了推动雄安新区发展模式创新的主要内容, 最后,关于如何推动雄安新区发展模式创新,冯奎研究员总结认为,推动雄安新区发展模式的创新,根本上要靠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从大的方面来讲,雄安新区要展示的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最新规划设计理念;要体现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高超水平;在城市的层面上来讲,雄安新区将会是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智慧的一次集中检验、整体跨越。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教授。张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不仅为了增长:新区建设与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征程”。张教授指出,开发区、新区是特定的空间政策单元,各级政府通过引导性的产业政策,选择主导产业,为进驻开发区的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特惠”政策)。张教授强调,对开发区政策的评估是近期国内外的热点研究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初期,创新与技术前沿部分可预期、可模仿;市场机制仍不健全。政府部分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是“有为”的;在“县域竞争”的政治锦标赛环境下,开发区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时,给开发区以“特惠”政策、企业以超国民待遇,是有效的,也是必需的。20世纪80-90年代,政府在开发区的作用:(1)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2)提供土地、税收、信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该时期,政府对园区的干预弥补了市场组织资源角色的缺失,使得生产要素更好地组织起来为企业所用,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彼时的开发区是外资、民企和私企自主发展的“平台”,并对我国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正是“有为”政府的积极干预促进了开发区的发展,进而释放和带动了区域和企业的生产率。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已经从追赶过渡并跑、领跑阶段,这时候:创新与技术前沿很难预期与模仿,中国的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法制更加健全,再给开发区、新区以“特惠”政策,可能不仅不会促进企业TFP提升,反而是对市场的一种干扰。开发区、新区政策阻碍企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效应逐渐显现:(1)地方政府为抢夺稀缺的资本资源,开发区逐渐沦为纯粹的实施产业政策的空间载体,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园区之间的竞争,大量同质开发区重复建设;(2)在“GDP”晋升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较多关注地方财政收入和生产产出,在开发区引资过程中较少有全面统一的产业规划和合理布局,开发区企业之间缺少纵向和横向之间的相关联系,开发区内部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经济效应;(3)开发区政策效应的弱化,优惠政策虽然吸引了大量优秀的企业进驻开发区,使开发区获得了短期快速发展,但是开发区企业过度依赖优惠政策形成了“创新惰性”。进一步地,张教授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论证了这一开发区的“中国故事”。 我院陈宪教授最后报告。陈教授的主题为: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个“大湾区”。首先,陈教授介绍了关于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些重要信息,包括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国家级新区;浙江省批复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等。其次,陈教授探讨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他认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出现了两个特征:一方面,通过深刻调整区域格局,以体现长远发展构想的重大战略,如雄安新区;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业已积淀的各种市场资源,尤其是创业创新资源,推动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或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再次,陈教授分享了其对“大湾区”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湾区现在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词。它是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从“点”到“带”、到“片”而形成的。目前,被公认的湾区,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陈教授同意香港城市大学王缉宪的观点,大湾区是个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强制通行点),就像“一带一路”那个OPP一样,行动者主体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项目、规划或者行动汇聚在大湾区这个OPP。陈教授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的第四大湾区。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都在海湾呢?他认为,科技创新、新经济以精英人才、人力资本为本,所以,它具有强烈的集聚特征。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陈教授认为,深圳应该是中国一个最具潜力成为中国新经济策源地的城市;第二个应该也必须在上海,这是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陈教授提出了沪杭甬大湾区的构想。接着,陈教授分别介绍了粤港澳和沪杭甬两个大湾区的基本情况。他指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沪杭甬大湾区的构想,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呼应,其要义就是使它们共同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区域科创中心和新经济的策源地、集聚地。最后,陈教授总结了深圳的经验并提出了对上海的建议。陈教授建议上海:第一,进一步放宽各种人才的准入,让一大批有创业创新激情的各方人才集聚上海,并使他们与上海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发生良性互动。同时,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上海率先打造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一流大学,吸引全国、全球优秀的年轻人到上海接受教育,为上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业创新人才。第二,让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第三,他认为,对于上海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倡导像华为、海尔这些大企业所推动的内部创业创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将不仅有创业创新的新增量,还将在存量中产生创业创新的新动能,进而使上海回归创业创新的热土,成为我国新经济的重要策源地,沪杭甬的龙头。 最后,我校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建设处处长,吴建南教授对论坛三位发言人的演讲进行了评议,并主持了演讲嘉宾和与会师生的互动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