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问政 (24)——“全球化变革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论坛于 2017年06月05日晚间在我院A301报告厅举行。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我院陈宪教授主持。学院约100位师生及校友参会聆听了嘉宾们的演讲。会议获得了文汇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社会科学报、第一财经日报、解放日报、澎湃、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支持。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助理院长、经济及金融系和会计学系俞伟峰教授首先报告。俞教授的主题是：从全球化变革看“一带一路”和“PPP”及其挑战和机遇。首先，俞教授从国家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土耳其等来说，我们中国卖的东西卖得最多，但是买的东西不那么多。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等，中国是她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过去，中国的国际贸易非常厉害，把谁都打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代价确实不小，比如大气等的环境污染、钢铁造船等的“产能过剩”、许多城市的房地产和A股股票等的资产泡沫。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预计要远超美国。全球的经济重心已转移至亚洲。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已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已开始走向全球，到全世界各地“买买买”。总之，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调整国际贸易结构的必要性。因此，中国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次，俞教授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路线图，他认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首先应该是基础设施先行比如港口、道路和铁路等；第二是能源和建材；第三是物流的提升；第四才是从低端到高端的制造业；最后才是服务行业，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再次，关于“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俞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充裕，年龄结构合理，工资水平极具竞争力，这是机遇，但是到这些国家去投资的挑战也非常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宗教、文化、价值观多元化；法律系统不一；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其与“中华文明”存在不少的冲突与矛盾。他还比较了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2014年的“容克计划”以及我们的“一带一路”，他认为，前两个计划提出国家或地区与目标建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较接近，因此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一带一路”在这些方面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更大。第四，俞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基建所须投放的资金需求巨大，根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之前“一带一路”单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基建便需要约8万亿美元；据德勤及其他咨询机构预测，全球在2030年以前基础设施需求大概40至60万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政府的财政压力大，如何填补资金缺口将是一个大的问题？因此，俞教授认为，也许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将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俞教授介绍了PPP回报的主要机制：使用者付费、可行性补助（政府补贴、初始投资补贴）、政府付费、成本加成、外溢收益、政府回购。他特别举香港地铁的例子说明，投资方获得“外溢收益”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机制。最后，他强调，应该关注“一带一路”PPP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政治和法律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利息/通胀风险等，再比如在国外PPP法律体系和框架中，普通法系和我们中国的大陆法系也是不同的。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帆。何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何教授从人类的大迁移，谈到了欧亚大陆上罗马帝国时代即张骞出使西域时的“第一次丝绸之路”。他介绍说，当时并没有哪个商人从头到尾走完此整条“丝绸之路”，他们更多是像接力赛一样，中国商人把商品送到西域，西域送到贵霜，贵霜送到波斯，波斯再送到罗马。他指出，当时的文明中心是在西亚，并不是在中国。中国从西域拿到更多的是来自西域的物种，当时中国往西部开拓的最主要原因是寻找战略物资战马。接着，何教授介绍说，在8世纪到12世纪，伊斯兰文明是最好的地方，由于伊斯兰帝国崛起，保证了东西航路的畅通，所以出现了“第二次丝绸之路”。这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接着，何教授还谈到了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最后，何教授总结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全球交换网络自古就已存在；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第二，中国只是始发站和终点站；中亚和西亚是中转站。第三，贸易的往来会带来物种的交换、经济的繁荣，也会带来宗教、战争、疾病的交流。第四，对外开放不是越开放越好，存在着对外开放的最优规模，这一最优规模是由内部管理能力决定的。

我院潘英丽教授最后报告。潘教授的主题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与双轮驱动。潘教授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未来挑战与跨境投资成败的历史经验；第二，中国老龄化挑战与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第三，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的双轮驱动。潘教授指出，全球未来挑战首先来自人口结构的失衡，中国在未来可能减少约8000万的劳动力。潘教授认为，现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劳动力的流动，一种是资本的流动。资本就劳动的挑战是东道国的安全与激励等社会资本缺失，失败的典型教训：华盛顿共识的推广造成了中东乱局。而劳动就资本的挑战是移民政策高门槛无助于年轻国家发展；难民的流入属于灾难的输出，老年国家无力承受与消化。她指出，尽管面临东道国国家风险，未来，长期资本跨境投资将是主导模式。接着，以美国的财富结构为例，潘教授继续分析了对外投资的意义，她认为，资产增值相对比GDP增长更重要，但是两者的社会意义不同：前者导致贫富分化，后者创造低收入家庭就业。因此，她指出，资本输出国家具有两大战略重点：第一是控制国际投资风险；第二是实现海外收益的普惠性。她强调，全球投资与财富积累出现两难困境：首先，社会资本不具有流动性，复制也困难；其次，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流动，都面临“文明的冲突”。因此，随着东亚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如何控制跨国投资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将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日益紧迫的核心问题。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控制投资风险仍然是我们涉外经济最大挑战。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跟“一带一路”的双轮驱动，潘教授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不是目标，它只不过是一个手段。人民币国际化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是国际贸易的商品和金融，大宗商品或者金融产品以人民币计价，通过人民币计价我们可以规避国际汇率的风险，中资企业和中资银行出去跨国运作可以规避这个风险。第二个长远的目标是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金融强国，就是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整个国家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相当于全球的银行，它对外的负债通过发国债的方式筹集廉价资本，把海外廉价资本为我所用，通过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的投资获取高利差。政府做的事是银行负债业务，相当于吸收银行活期存款，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相当于做银行的资产业务，这里就有一个资产负债之间的巨大利差。总之，潘教授认为，目前的海外人民币回流，符合市场规律，这要求我们调整国际化路径从进口支付到对外投资。她指出，一带一路与我们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具有内在一致性。现在看来，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一带一路”不能过于乐观。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第一是要专注亚洲，属军力投射范围内；第二是和美元形成互补，而不是要替代美元；重点是建立人民币计价的亚洲国际债券市场。在“一带一路”推进方面，潘教授建议构建广泛的债权人联盟：多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与国际与地区开发银行更多合作贷款；发展跨国银行银团贷款；选择诚信国家试点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此外，加快国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宽中国对外战略空间，提高对外投资效率。

最后，在互动环节，演讲嘉宾一一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嘉宾们生动幽默机智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会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