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问政(特别活动)——《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新书发布暨“双创”报告会在我院举办发布者:中国发展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7-06-09安泰•问政(特别活动)——《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新书发布暨“双创”报告会于 2017年06月07日下午在我校徐汇校区新上院N100报告厅举行。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我院陆铭教授主持。学院约150位师生及校友参会聆听了嘉宾们的演讲。会议获得了文汇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社会科学报、第一财经日报、解放日报、澎湃、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支持。 首先,我院陈宪教授发布了其新著《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该书从新常态、新经济、集聚、融合、改革和价值观六个视角全面地对创业创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如以色列和深圳的实践作了举一反三的阐述,探讨了中国经济应该怎样转型的问题。陈教授指出,从新常态的视角就是动力问题;从新经济的视角就是战略新兴产业的试错问题;从科技创新资源集聚的视角,现在国家已经提出了粤港澳湾区;从融合的视角就是大中小企业怎样通过双创进行融合的问题。陈教授认为,“但凡一个社会在经历一个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候,一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决定了这个变革和转型能否成功。”陈教授强调,如果我们采用“归零思维”,现在完全从市场经济开始,从民间创业的原生态开始,创新就是原动力,那么毫无疑问就可以看到创业创新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分化的大格局当中,代表新经济的主要是创业创新在这些行业和企业里起作用。在深圳战略新兴产业里的行业领袖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其激励机制和风险承担机制都非常完备,所以其可以解决“双创”的激励和风险问题。 “双创”报告会共有三位嘉宾发言。第一位报告的嘉宾是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王茁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合伙人与投资人:创业者的两难选择——双创热潮中的一点冷思考”。首先,王先生对陈老师新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他对陈老师把“企业家精神看成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是三个小概率事件相乘的结果”印象深刻,表示认可。谈到合伙人时,王先生首先强调了合伙人的重要性和选择合伙人的艰难。他指出,从中国人择媳、择妻、择夫、择婿递增的慎重程度看,选择合伙人应该跟择婿一样难。接着,他探讨了合伙人的四个问题:标准、来源与缺失、初始合作、长久相处。关于选合伙人的标准,他指出,找合伙人不能随便,但也不是找圣人,有缺点是正常的、真实的。价值观正确而相同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背景和能力强而互补最好,背景和能力强而相似也别有奇效。他认为,合伙人的来源主要来自同学、同事、同志、同行和同乡,比如百度七剑客、阿里十八罗汉、腾讯五虎将等均是如此。关于合伙人的缺失问题,他认为,无意识、无胸怀、无资源、无魅力的人最好不要创业,先去掉以上“四无”再说。他强调,合伙人初始合作,就应该像少男追求少女的情怀一样追求你的合伙人;而合伙人的长久相处要学学老夫老妻。合伙人的相处原则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他认为,合伙人是“三体合一”:第一,利益共同体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第二,事业共同体是其最恒常的状态;第三,命运共同体是其最崇高的境界。至于合伙人的“一死”,他认为,最高的境界是“士为自己者死!”最后,他举了作为合伙人典范的“巴西三雄”成功的例子。关于投资人,他认为,应该是投资 3.0,即满足资金需求的投资 1.0,加助力辅助职能的投资 2.0,再加助力前台/核心职能。他指出,创业者从投资人那里获得的价值要素可概述为“4M”:资金(Money)、势能(Momentum)、识见(Mind)、人才(Manpower)。他认为,投资人可简化为三类:小人型投资人、君子型投资人、伪君子型投资人。小人型投资人并不是贬义的,创业者当然应远离伪君子型投资人。他指出,创业者应警惕被有些投资人“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削足适履、浑沌凿窍”,造成误解和伤害。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井润田。井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平台化组织内部创业的案例研究”。小公司往往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业家精神,那么大公司如何创新?井教授认为,跟草根创业不同,内部创业其实是在公司内部孵化出一种环境和市场,让公司内部能够做一些试验田,改进其市场和管理或者技术。他指出,内部创业相比于市场创业是一个有基础的创业活动。比如像海尔在2013年开始进行所谓内部创业实践,社会上讲得最多的例子叫笔记本电脑的创业小微,三个80后普通员工在海尔内部提出创业需求后,很快通过两年时间使得海尔在游戏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借助海尔品牌得到了很多外部资源的支持:英特尔公司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芯片;台湾蓝天科技给他们技术上的支持;京东等一批电子商务公司给他们提供数据的支持。因此,内部创业的优势在于能获得母公司更多资源:比如充足的现金流、强大的供应链、超强的分销能力、熟练的销售队伍以及有影响力的品牌等。井教授指出,市场创业企业的挑战性在于寻找新的可重复、可扩展的商业模式,拓展市场并赢得利润;而内部创业的劣势则是需要同时奋战在两个战线上。内部创业企业在达到上述要求之外,为了保护其权力和资源还必须与母公司各部门进行抗争或讨价还价,保持与它们的平稳关系,控制冲突程度。井教授同意陈老师的观点:“一项技术创新如果不能与具体市场中的买方需求有效对接,便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价值主张”。那么,作为企业组织结构的平台如何获得更好的组织绩效?井教授认为,首先,信息优势降低了产品创新试验的成本;其次,资源配置优势提升了产品设计与开发效率。为此,井教授介绍了海尔的平台化转型历程;并特别举了海尔内部创业的馨厨,以及韩都衣舍的内部创业案例。总之,他强调,第一,平台化组织的内部创业能借助多样性的小微群落提升组织适应性,因为正如陈教授提到的“在全面过剩的社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是个小概率事件”;第二,平台化组织的内部创业能建立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第三,平台化组织的内部创业能增加内部创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德丰杰龙脉创新基金合伙人李忠强先生。李先生的报告主题是:“风险投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李先生首先回顾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其次,他探讨了风险投资的发展趋势。他指出,北京与上海地区VC/PE募集数量及规模继续居于全国首位,它们越来越重视技术的作用,特别是技术与人、与市场的结合。再次,对于风险投资背后的逻辑,李先生认为,风险投资关注技术驱动的行业和企业;它们早期进入、风险共担、长期持有、并提供增值服务;它们占有小比例股权,非常重视企业家价值;它们进行组合管理,在管控住风险的同时追求合理回报。至于对经济转型的价值,李先生举了美国“硅谷天才取代了石油大亨”和“旧金山湾区前十体量公司80%为科技企业”对比“粤港澳湾区前十体量公司80%为传统企业”的例子。此外,他还介绍了旧金山湾区的人才生态以及旧金山湾区的产业变革情况。他指出,风险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从1979年起,由风险投资支持的美国上市公司占总上市公司数量的43%;总市值的57%;总员工数的38%;总研发投入金额的82%。最后,他还比较了近几年在中美获得VC支持的IPO数量:例如2015年美国的数量为77;中国的数量为119。总之,他认为,风险投资将改变世界创造未来。 最后,在互动环节,主持人陆铭教授提议嘉宾们讨论上海对于“双创”来讲到底缺什么?陈宪教授认为,第一个是关于人的问题,即谁在上海创业创新?上海显然现在已经不是,未来也不太可能再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移民的城市,移民的国家是创业创新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怎么办?可能就是上海是不是能够有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悲观,因为现在教育部管大学,中国出不了这样的大学。第二,上海的经济格局以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为主:四分之一央企,四分之一地方国企、四分之一外企、还有四分之一民企。因此,陈教授强调,正如井老师刚才所谈到的,能否把这种大企业里面的内部创业做好,这可能对上海蛮有意义。王茁先生认为,上海仍然是中国化妆品、时尚产业、时尚品牌崛起的黄金宝地。化妆品行业全球有两大首都:第一个首都是巴黎;第二个首都是纽约。他认为,上海不适合搞科创中心,上海更适合搞时尚产业中心。上海将来可能需要把日本的东京和韩国的首尔打败,成为亚洲的化妆品之都,成为世界三大化妆品都市之一。总之,他认为,长远来看要对上海有信心。井教授指出,上海应该容忍更多的“歪人”、“闲人”和“能人”存在,这些人对创业创新更有益。对此,陆铭教授比较认同,他补充认为,上海还应容忍更多的“穷人”,如果这个世界上创新的人都是富人,那么天使基金投资都不用做了。陆教授指出,但现在上海出现的是我们不喜欢穷人,我们在打击群租,我们在拆所谓的违法建筑,可是其实很多创新活动和小企业家就在这里,他也许今天没有创新,也许明天就有创新。举一个例子,艺术家这个群体很多人在年轻时候就是穷人,他在美国可能就住在地下室里,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主导思想是把地下室给关掉,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大艺术家,但我们不希望大艺术家的年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