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超过8.4亿人住在城市。快速城镇化的另一面是，还有5.6亿人住在农村，2亿人在城乡之间飘。“十四五”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等，都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便如此，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争议仍然存在：农民和农村是不是城市发展风险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城市化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贫民窟现象？农村的土地是不是农民的社会保障？……

2020年11月29日，“城市发展的观念障碍——刘守英、陆铭的对话”主题论坛在各大媒体直播平台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和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就以上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线上探讨，希望厘清城市发展的观念障碍，看见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本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是中国发展研究院创办的“经邦论道”系列讲座第75期，同时也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协办的“流动的中国”系列论坛第2期。

刘守英教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原国土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是国内在城乡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研究领域的顶尖资深专家，曾参与南海、义乌、泸县、余江等地改革试验。

中国人口主体立在城，还是立在乡？对于这个问题，刘守英教授指出，这里面最核心的是要一个城市社会，还是继续回到乡村社会？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不断推进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城市是创造经济活动最主要的战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全世界的基本规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定是两个份额同时下降，即：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农村占就业的份额下降。这是基本规律，不能违抗。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60%，农村地区还有40%的人口，但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8%。面对这种状态，刘守英教授解释，农业经济占GDP比重8%符合全球规律，但中国现在1/3的人还在乡村，近2亿人在城乡之间飘，这成为中国整个结构转变中最大的反常，就是两个份额不是同时下降，这违反基本规律，也违反经济常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农业占GDP份额下降的同时，使整个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占就业和整体人口的比例下降，否则乡村的要素重组没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没法实现，乡村现代化也很难实现。陆铭教授补充，不能简单地把农产品产量跟农民减少挂钩，中国的农民在不断减少，但农产品产量其实是不断增加的，农村的现代化、规模化经营要以农民减少为前提。

如何看待拉美和南亚的贫民窟现象？刘守英教授发现，贫民窟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也是公共政策应对不当的产物。贫民窟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三方面存在公共政策供给不足：第一，农村政策应对不足；第二，城市政策也不足，城市最初没有提供社会公共住宅政策；第三，跟工业化模式也有关系，拉美国家大量进口替代政策很难解决就业。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城市化阶段，城市化速度降低，农村人口进到城市的规模也在下降，中国已经过了产生贫民窟的阶段。中国现在非常接近贫民窟改造的就是城中村更新。陆铭教授强调，他在今年8月参加习近平总书记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专门提了一点，城市住房政策要增加对类似城中村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性，城市能做的不是把穷人赶走，而是要把低收入者的公共服务做好。刘守英教授认为，城中村改造的核心是保持城市的竞争优势。城中村改造一定要善待本地城中村农民，还有善待从外面住到城市的农民，这个城市才有包容性。如果把这些当成不好的治理清除，最后伤害的是城市。

为什么农民在大城市打工，却在小县城买房？刘守英教授表示，这是由于我们在整个城市化道路上的不坚决，导致农民左右选择、难以取舍。在“十四五”期间重点要解决农民在城市的权利问题，农民在城市能够实现权利以后，宅基地占用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村庄重组也能得到解决，整个中国的人地关系就会重构，这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农业现代化。陆铭教授认为，要在制度建设上允许农民拥有决定土地能不能流转的权利，这是对农民的赋权，这个权利归你，卖不卖、租不租归你，你有权利参与价格制定，这才是对农民真正的保护。

本次线上直播论坛得到新浪财经、凤凰财经、中企视讯、一刻、每日经济新闻、财联社-鲸平台、MBA教育网、MBA China等权威媒体的支持和转播，在线总观看量达到35万多人。两位学者讨论的话题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的反响，活动得到观众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作者：范远超